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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新聞

            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特點分析及解決對策

              民間借貸作為一種資源豐富、操作簡便的融資手段,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隨著互聯網經濟活動的日漸活躍,在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的傳統借貸關系類型之外,還出現了P2P網絡借貸、網絡小額貸款等新型借貸方式。由于民間借貸活動存在手續不完備、擔保不足等特點,導致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高發。

              2015年7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等十部委聯合頒布《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016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16年8月24日,銀監會聯合工信部等四部委專門出臺了《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上述文件進一步規范了民間借貸行為,為民間借貸活動的健康、規范、有序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此背景下,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審理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也呈現出一些新情況、新特點。

              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數量增速迅猛。2013至2015年,朝陽法院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收案數量分別為1809件、1956件、4478件,2016年,這一數字更是達到了11658件,增長率分別為8.1%、128.9%、160.3%。2016年朝陽法院受理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數量較2013年增長了5.4倍。2017年前四個月,新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8777件,預計全年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數量較2016年仍將有大幅增長。

              民間借貸糾紛涉案標的總額巨大。2013年朝陽法院審結民間借貸糾紛案件1610件,涉案標的總額133918.98萬元;2014年審結1653件,涉案標的總額169110.06萬元;2015年審結3107件,涉案標的總額320 056.8萬元;2016年審結11183件,較上一年度增長259.9%,是2013年全年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審結數量的6.9倍,涉案標的總額達560548.75萬元。

              超大標的民間借貸個案數量逐年增加。2013年至2016年,民間借貸案件的平均涉案標的分別為83.18萬元、102.30萬元、103.01萬元和50.13萬元。平均涉案標的雖穩中有降,但超大標的案件數量有所上升。2013年我院審結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涉案標的超過1000萬元的案件數量為21件,2014年這一數字為31件,2015年為61件,2016年這一數字上升為95件。近四年,單個案件最大標的為9400萬元,出現在2016年。

              串案多,原告訴訟主體集中在少數個人及公司。2016年朝陽法院審結的11 183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按原告身份類型統計,共涉及3462名自然人,130家公司。其中自然人為原告的案件共9451件,占84.5%;公司為原告的案件共1732件,占15.5%。這些案件中,特定訴訟主體作為原告的“串案”占比較大,自然人原告中,劉某一人即提起訴訟418件,同一原告提起訴訟超過50件(含)的共20人,涉及訴訟2263件;公司原告中,僅A公司一家為原告的案件數量就達1395件。即2016年審結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近1/3的案件僅由一家公司、20名自然人提起,占原告訴訟主體的0.58%。

              P2P網絡借貸案件數量較大。近年來,民間投融資需求不斷擴張,民間借貸逐漸演變為一種規?;?、市場化的經營行為,成為很多小微企業融資的重要途徑。特別是隨著互聯網金融的活躍,P2P網貸平臺成為一種新型的、主流的借貸方式,相應的涉P2P網貸平臺的民間借貸糾紛數量也很多。

              以前面提到的A公司為原告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為例,其中大部分案件的借貸關系均系通過B公司運營的居間+風險準備金模式的P2P平臺達成。具體而言,借款人、投資人均在B公司運營的網貸平臺進行實名制注冊,點擊同意網貸平臺提供的借款協議標準條款及其他協議條款并通過審核后,借款人可在該平臺上發布明確借款金額、期限、利率等借款需求,投資人可根據自身資金和風險承受能力選擇不同的項目投入資金,雙方通過C公司運營的第三方支付平臺實現借款本金的支付和本息的償還。在借款發生逾期時,投資人把債權轉讓給B公司,B公司再將債權轉讓給A公司,由A公司作為原告向法院提起訴訟。在上述案件中,P2P網絡借貸又可以細分為兩種不同的子類型,一是O2O模式,即P2P平臺通過線下尋找意向借款人,將經過審核的借款需求在平臺發布,投資人線上進行投資;二是純線上模式,即借款人和投資人均通過P2P平臺線上簽約實現資金融通。B公司從向借款人收取的服務費中計提部分資金作為風險備用金,在借款發生逾期時,以風險備用金償付投資人,同時取得對借款人的債權,再將債權轉讓給A公司統一對借款人進行訴訟。

              案件送達難、公告比例高、權利救濟成本增加。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出借人對借款人資信水平的審查能力、個人信息的辨識能力均較為有限,糾紛成訟后,因出借人所掌握的借款人電話、住址、身份證號等基本信息不準確,往往造成法院送達困難。許多案件因電話、住址有誤,難以通過直接或郵寄的方式送達,因無法有效送達不得不進行公告送達。這在很大程度上大大提高了普通程序在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的適用比例,客觀上延長了案件的審理周期和出借人權利救濟的過程,增加了權利救濟的成本。以我院2016年審結的民間借貸糾紛為例,適用普通程序審結的案件數量為4586件,占比達41%;適用簡易程序審結的案件數量為6597件,占比59%,其中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審結的案件數量僅為405件,占3.62%。

              案件調撤率低、缺席判決多。盡管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法律關系簡單、事實清楚、爭議明確,但是從結案方式上看,調撤比例卻遠低于一般民事案件。以2016年審結的11183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為例,調撤率為17.85%,遠低于我院民事案件51.88%的調撤率,其中調解結案555件,占比4.96%;撤訴結案1441件,占比12.89;判決結案6348件,占比56.76%。在判決結案的案件中,據粗略估算,2016年至少近1300件案件缺席判決,缺席判決案件占判決結案總數的1/5以上。

              在特定自然人為出借人的民間借貸“串案”中,出借人多與提供中介服務的公司存在關聯關系,提供借款的資金可能來源于中介公司、利息收入實際上亦歸屬于中介公司,同時中介公司還向借款人收取服務費、咨詢費、審核費等中介費用,上述做法實際上將其提供借款的收益通過一個與其存在關聯的“名義”出借人進行了拆分,從而規避了法定利率限制。

              在具體形式上,此類案件往往在借款協議之外還簽訂有居間合同、服務合同等,這些協議與借款協議簽訂時間相同,并約定了咨詢費、審核費、服務費等中介費用,且上述費用通常約定在借款本金中予以預先扣除。

              由于上述費用系從本金中直接扣除,故案件審理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往往對借款本金數額、上述費用是否受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條的約束等問題發生爭議。

              在涉P2P網貸的民間借貸案件中,網貸平臺亦向借款人收取較高的服務費,該費用通常也在借款中一次性扣除。當借款發生逾期時,網貸平臺往往代償借款并受讓取得債權,在這種情況下,網貸平臺或再次轉讓取得債權的關聯公司即成為民間借貸的出借方,在此情況下,亦存在中介服務費用是否應計入利息受到法定利率上限約束的問題。法律和行政法規目前尚無明確規定。

              有些案件,借款協議中對本息償還方式約定不明確,有些案件雖明確約定本息償還方式為等額本息或等額本金,但審理過程中我們常常發現,實際的本息償還方式與上述約定償還方式的一般定義不符。這導致許多案件因此發生爭議。例如一些案件的當事人雖然在借款協議中約定了等額本息還款法,并約定了每期應還本息的總額,但其在訴訟中主張的利率卻錯誤地根據應還利息總額與借款本金總額計算。究其原因,是當事人對等額本息和等額本金還款法缺乏科學準確的理解,因此忽略了在等額本息還款方式當中,隨著借款人償還各期本息,其實際占用的借款本金數額在依次遞減,故借款期內的利率應當根據各期應還利息與當期剩余本金數額計算。

              正如前面提到的,中介費用正成為部分網絡信貸信息中介機構規避利率限制的途徑,這一現象必將對民間投融資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帶來一定的影響。對此,我們認為,一方面法院應加強對中介機構在民間借貸關系締結過程中是否實際提供中介及審核服務的審查,準確適用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對出借人及其利益相關方相互串通、以中介服務費用的名義變相提高利率,規避利率限制的行為予以規制;另一方面,建議相關監管機關關注該問題及其對市場的影響,針對中介機構通過代償債務方式取得債權人地位后中介費用是否構成對法定利率上限的規避及該規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予以規范,并在必要的時候適時出臺相關文件,規范中介服務費用的收取標準及方式等。

              2016年8月17日,銀監會、工信部、公安部、網信辦聯合出臺了《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稌盒修k法》第十條規定了十三類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不得從事的活動,包括為自身融資、歸集出借人資金、直接或變相向出借人提供擔保、拆分融資項目期限等;《暫行辦法》第二十五條同時規定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在未經出借人授權的情況下,不得代出借人行使決策。對于審判實踐中發現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存在的上述違規行為,法院可以司法建議形式向有關主管部門通報,建議相關監管機關及時有效查處,以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和交易規則。

              如前所述,送達地址不準確導致案件送達難、公告送達及普通程序適用比例高,出借人權益不能及時有效維護。為提高糾紛化解效率,建議借貸雙方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優化司法資源配置的若干意見》第三條的規定,在合同中直接約定發生糾紛并訴至法院時的送達地址。

              此外,實踐中大部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爭議標的不大、事實清楚、爭議明確,案情并不復雜,因此建議當事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優化司法資源配置的若干意見》第四條的規定,在開庭審理前以書面方式或記入庭審筆錄的方式,約定適用簡易程序或小額訴訟程序,提高民間借貸糾紛的審理效率,加快權利救濟實現的速度,避免損失擴大。

              出借人、借款人及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在制定借款協議條款時,應當對借款的還本付息方式作出明確、具體的約定,同時應準確理解不同還本付息方式的計算方法,使約定內容符合法律和社會經濟實踐的一般認識,從而避免理解分歧和爭議。對于約定一次性還本付息、先息后本還款的,應當對借款利率作出明確約定;對于分期還款的,其約定的還本付息方式及利率計算方式應當符合金融借款活動中的一般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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